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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上嚴肅的藝術穿越,重返大唐招提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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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年,鑒真大師圓寂一千兩百年之際,中日佛教界曾過海互訪,祭奠緬懷先人。是時,梁思成先生曾撰文《唐招提寺金堂與中國唐代的建築》,以鑒真東渡為線索,講述千年之前兩國建築文化的同源之實。

2015年,當我於初春踏上奈良故地,恰逢梁公誕辰之際。遂於細雨之中,起意踏訪唐招提寺。電車橫穿奈良城,一路行至西之京,眼前的街景輕盈之意漸已不再,變得安靜而蒼涼。低矮的灰瓦坡頂,攜一身古意,綿延向遠方。間或古塔聳立,身披暮色。踏入寺中,甬道由白沙鋪就,腳步踏上有輕細的聲響,讓人步伐紮實。舉目便是那座金堂。

大師皆遠去,而我們遲遲而來。這是故事開始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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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713年,六祖慧能圓寂。漢傳佛教已於中華大地開枝散葉。在接受西來梵音數百年的無私灌溉後,發源隴西、融合胡漢的唐王朝終於有了文化輸出的能力。此時恰當伊斯蘭帝國崛起,絲綢之路漸阻,文化之路也別無選擇的向更東方進發。

公元733年,即開元二十一年,日本遣唐使至揚州,懇求高僧赴日傳授“真正的佛教”。眾僧深知此一行難有歸期。唯大和尚鑒真決意東渡弘法。臨行留下四句話與弟子: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,寄諸佛子,共結來緣。”

公元753年,自揚州大明寺啟程,曆盡十年艱險、五次東渡失敗的鑒真和尚,第六次泛海而去,終於登岸,輾轉於次年踏上日本首都平城京,今日的奈良。日本朝野震動,尊崇禮遇。鑒真旋即於東大寺開壇講法,並為天皇受戒。他帶來了足以改變日本此後曆史的佛教經律與大唐氣象。登岸之時,鑒真和尚已雙目失明,披荊斬棘之後,未曾親眼而見腳下的土地。

公元759年,日本天平寶字三年,鑒真和尚受贈西之京親王宅邸,以此地為伽藍,親建唐招提寺,從此日本始有律宗一脈,萬千氣象由此發軔。極盛之時,有僧眾3000餘。而僅僅在鑒真東渡圓滿的兩年之後,公元755年,安祿山率二十萬叛軍打破潼關,長安失陷,兩京付之一炬。中華文明如同薪火傳遞中一支悲壯的炬引,剛剛點燃下一處,自身便旋即熄滅。

公元763年,距泛海登陸整整十年之後,鑒真和尚麵朝西方結跏趺坐,圓寂於唐招提寺。西方是中原故土,刀兵血海之下,盛唐已經永遠的失去了。大先師鑒真——如後代長老鬆浦俊海所言——“化作了日本的泥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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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作家井上靖曾著有《天平之甍》,以紀念鑒真和尚東渡弘法並為之奉獻終身的經曆。甍(meng2),即是屋脊。日本人將鑒真喻為天平年間的一座高山,如同招提寺金堂屋脊之上的唐式鴟尾,俯瞰了奈良城一千三百多年。

今日中國故土,唐代的城市與宮殿早已蕩然無存。當我們遙思長安之時,隻能再度泛海東去,從於八世紀營建的日本平城京一窺其貌。而中國土地上僅存的唐代建築,隻剩因隱匿於五台深山而躲過戰亂浩劫的南禪寺正殿與佛光寺正殿。考證兩寺並一手整理中國建築史的梁思成先生在《唐招提寺》文中力證金堂與佛光寺大殿的同源關係——兩者同為廣七間、深四間,內部一周金柱的單簷廡殿頂建築,核心比例驚人的一致。不禁慨歎:“對於中國唐代建築的研究來說,沒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鑒了。”其中有無奈,亦有慶幸。

自城市至建築的相似,“這一切當然不是偶合的”。那些隨鑒真東渡的無名“玉作人、畫師、雕檀、刻鏤、鑄寫、綉師、修文、鐫碑等工手”,亦是大唐圖騰得以幸存海外的殉道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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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2000年始,日本政府傾盡全國頂級工匠,開始了對唐招提寺的“平成十年大修”。工程之開端,便是遷移金堂正脊西側的那隻唐式鴟尾。曆盡風雨的“天平之甍”終於不舍地謝幕於曆史。

此前八百年內,日本曾四度對招提寺進行大修,這座曆經風雨的唐式木構經悉心照料方才屹立至今。而寄托於土木之上的這段文化淵源,正印證了鑒真“山川異域,風月同天”的讖語。此番大修之徹底遠甚於往日,為了盡最大限度延續建築生命,日本工匠以驚人的細致程度,將超過44000片瓦片與20000餘塊木料的全部拆解、一一查驗修補,最終拚回原位,且“無一毫米的誤差”。

整體結構上,為了不影響天平年間所造的屋頂“大虹梁”所受的應力,加固的方案屢次修改,最終采用了嵌入與原有結構整體脫開的加固係統。這套係統在未來可以被完整的取出,以供後人予以修正並增添更智慧的方案。曆經八百餘年的五次大修,匠人每一次都將目光投向下個百年與千年。如今,在金堂身後的講堂大殿裏,參觀者可以看到展示修複計劃的精致模型。

金堂周圍36根金柱,在大修之前已有不同程度的內傾。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衝擊了奈良,使傾斜加劇。彼時6米高的金柱內傾最烈之處已逼近結構可承受的極限——11-12厘米的傾斜。而經過大修繕之後的金柱,經檢測的傾斜程度僅有0.02毫米。36根金柱至今日,仍已天平木料為主,僅有一根因腐朽嚴重替為全新。在某根角柱的柱身上可以看到曆代匠人修補後留下的斷層印記。平成工匠們視之為與曆代頂級工匠之間的對話:無形壓力在身,又感激緣分珍貴。

步入金堂,內有三尊金箔剝落的佛像,自左至右分別是千手觀音、盧舍那佛與藥師如來。他們亦是日本的國寶級造像。光影靜謐之中,佛像周身流落著時代拂過的或殷紅或烏漆的傷痕。三尊容貌姿態迥異卻聚首於此的造像,隱喻著迢迢萬裏而來的文明,和睦而安詳。此番大修,亦是史上首次將三尊國寶移出殿外。

其中,千手觀音的搬移與修繕工作因難度極高而備受關注。為了避免任何印記破壞佛身,工匠采取激光測量與三維定位的方式將之一一拆解,僅拆解搬移時間就長達四個月。令人震撼的42大臂,911隻小臂的千手“解剖”照片連同其餘記錄平成大修的照片一起,展示於唐招提寺講堂之中。修繕期間,揚州大明寺方丈能修法師曾親自過海來到奈良拜訪,所見日本國寶盧舍那大佛所采用的“幹漆夾貯”工藝,已在中國幾乎失傳,幾多感慨。

整體修複工作結束之後,親曆修複的匠人將此次“退役”的天平年間構件,及本次修複所使用的工具,經編號整理,靜靜地鎖在金堂天井上方的閣樓一角。他們希望:“將今日之誌願與努力,留給後人評說。”

2009年11月,唐招提寺金堂再度重開。闊別十年之久的三尊佛像,再次以慈悲的目光注視著新的千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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櫻花極盛時節的唐招提寺,遊人依舊寥寥,通向鑒真禦影堂的路上幽遠寧靜。在鑒真紀念碑上可見郭沫若和趙樸初提寫的文字,是二戰後中日重歸友好的痕跡。當年唐招提寺得以在美軍大轟炸中幸存,傳言是因梁思成對唐式木構的珍視之情使其力諫盟軍繞開古跡,並為其標注地圖,最終挽救了京都與奈良。此事至今難以自史料記載中驗證。然而心願與結果,亦非是從此達彼的直白過程。有大願力,才有大英雄,鑒真與梁思成皆如是。

梁思成發表《唐招提寺》的同年,由其親自設計並取材於唐招提寺的鑒真紀念堂於揚州悄然奠基。梁公充滿遺憾的後半生中,這是為數不多完成的珍貴作品。而今,在這座曾走出鑒真大師的大明寺中,在飛揚的屋簷與碩大鴟吻之下,是先生致敬先人與唐風的一曲絕響。這份深情,在《唐招提寺》文末之處可見一斑。梁公提起自己在日本度過的童年十載,回顧到:

“當我執筆凝思的時候,一個童年的回憶又突現在我眼前,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。我隨同父母到奈良遊覽,正遇上某佛寺在重建大殿。父母曾以一圓的香資,讓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塊瓦上寫下了我的名字。半個多世紀過去了,我童年的綿綿心意還同那片瓦一樣留在日本。我不知道當年是否到過唐招提寺,但是今天當我紀念鑒真而執筆的時候,我仿佛又回到童年,回到奈良去了! ”

上圖:揚州大明寺鑒真紀念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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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唐招提寺前最後回眸,所有嚴肅的曆史飛揚遠去。

我們已不得而知,唐招提寺那次明治末年的大修中,在四萬四千片瓦中是否已埋進了這樣的緣分,或是渡過淼淼滄海的鑒真和尚,在踏上這片異鄉時便已種下了。當我們今日有幸輕易便能踏上這方土地之時,回到奈良去吧。回到大唐去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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